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蟬聯2021—2023年度首富的鐘睒睒想要靜一靜。
他認為：2024年新首富張一鳴沒有依法給他機會。
記者出身、富甲一方的鐘睒睒深諳人前顯貴之后的藏名之道，以及傳統媒體和大眾傳播的運作規律。
然而，在新的技術巨頭面前，他體會到一種宿命般的空乏無力。
近期，鐘睒睒一改多年來的低調姿態，“炮轟”張一鳴等科技巨頭濫用避風港原則，利用“算法霸權”和“信息繭房”混淆視聽，并強烈呼吁這些科技巨頭必須擔負起應有的法律責任。
其直接誘因是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去世后，鐘睒睒意外卷入“莫名網暴”而導致其母親憂慮而終的失親之痛。
2024年3月，在網民悼念宗慶后的輿情高潮期，鐘睒睒發布了母親突然離世的消息，他無奈而又悲痛地寫道：“這是我母親生前最后一張照片，攝于5天前的3月8日上午。母親健康，笑容可掬，心情愉快，沒有基礎疾病。因為我被莫名網暴，累及母親，為我所憂，于3月11日下午去世，萬分悲痛。感謝大家的關心，不作一一回復!泣告。”
在另一個新晉首富的技術和算法生態里，已逾七旬的前首富鐘睒睒感覺深陷“信息繭房”的圍攻而無力自保，甚至累及95歲高齡的老母親。
這場首富之間的輿論戰，把一直以來存在的某些首富的困局推向一個新的技術與時代的轉折點。
三位首富卷入“致命算法”：有一種無從控制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首富(包括富豪們)如花凋零，其事業興衰和人生沉浮中，某種游戲規則的改變，或者出現了“灰天鵝”事件，導致其一蹶不振，都遵循著“內因起決定作用，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辯證關系原理。
宗慶后和鐘睒睒，這兩位前首富，在新首富張一鳴的同一種算法和生態里被動遭遇。他們所面臨的輿情有云泥之別，雙方人格畫像勢同水火，但也未能超越這條規律。
2024年11月27日，鐘睒睒舊事重提，連續“炮轟”抖音、字節跳動以及拼多多等科技巨頭的創始人。
當日，農夫山泉的公眾號以醒目的引導標題直擊各大平臺：“農夫山泉再發辟謠聲明——紅旗飄飄，各大平臺集體色盲”。(此處“紅旗飄飄”指“紅旗原則”)
在這篇“檄文”中，鐘睒睒再次回顧了《自2月25日來針對農夫山泉和創始人鐘睒睒的謠言及其真相》，文中列舉了針對鐘睒睒的二十大“謠言”，并逐條說明事實真相，予以批駁。
農夫山泉在其公眾號中逐一列舉并正面澄清的上述二十條負面輿情信息，在紀念宗慶后的輿論熱潮中，每一條都足以被空前放大并加速傳播。這使得宗、鐘二位前首富的人格、形象和公眾聲譽之間的反差產生了更大張力，并在各自品牌產品的終端銷售市場引發了驚人的傳導效應。
當時，宗慶后身蓋國旗謝世，極盡哀榮，被萬眾懷念，娃哈哈旗下產品熱賣;
一向低調、鮮少發聲的鐘睒睒意外“躺槍”，深陷負面輿情，農夫山泉一度被迫易裝銷售。
如今，盡管時過境遷，農夫山泉及鐘睒睒仍寄希望于越來越多的媒體和網友參與互聯網平臺算法公正性的討論，希望這些討論能成為促進平臺算法規范化應用和發展的關鍵節點。
在農夫山泉這篇微信公眾號文章中，鐘睒睒直指：“從今年(2024年)三月開始，農夫山泉已經通過各渠道多次進行辟謠”，但習慣于“避風港原則”的各大平臺，對這些謠言依舊視而不見。
鐘睒睒公開呼吁相關平臺貫徹“紅旗原則”。在該原則框架下，對于明顯的謠言和攻擊，平臺應該主動制止;對于農夫山泉已經辟謠的內容，平臺也應采用技術手段批量刪除，并防范此類謠言的反復產生和傳播。
鐘睒睒提到的“紅旗原則”，旨在防止“避風港原則”的濫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所謂“避風港原則”，是指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平臺)不提供內容、僅提供網絡存儲或展示空間等服務的情況下，在收到權利人通知其平臺中存在侵權內容時，及時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阻斷侵權內容訪問的必要措施后，可不承擔侵權責任的法律制度。
70歲的老人鐘睒睒在被大量轉發和傳播的長短視頻中，悲憤發聲，公開喊話張一鳴：你是營利企業今日頭條和抖音實際控制人，是一個有足夠力量來掌控輿論的平臺企業。所以：請你承擔一個企業的文明準則和規則。
鐘睒睒強烈要求：“請今日頭條、抖音，不要以任何所謂‘避風港原則’進行搪塞，立即撤除侵害我個人名譽權的言論、圖片，并向我個人和我家屬道歉。”
悲憤之際，這位前首富發出強烈質疑：如果傳統企業制造和銷售假貨有罪，傳播信息產品和服務的互聯網平臺任由假話泛濫、虛假橫行等行為，是否也應該同罪論處?
鐘睒睒還直接批評了那些有組織地引流、限流，以及把網絡變成利用技術和算法玩弄民眾智商的游戲等行為。他呼吁營利性平臺企業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強調平臺企業要在法律框架下自律，不要濫用其輿論影響力，停止“叢林法則”……
面對負面輿論纏身，個人財富、人格畫像及企業聲譽均出現提振乏力處境的鐘睒睒，崇尚工具理性的張一鳴同樣面臨著其平臺核心算法邏輯、主營業務模式以及平臺在維護企業與個人形象方面的悖論，例如：
如何評估突發輿情的內因和外因?如何理解在同一種算法主導的平臺上，以及不同算法主導的平臺上，均出現以下輿情：
一方面，宗慶后離世后，來自新老員工、客戶、供應商、終端用戶，以及政府部門等社會各界，自發掀起的線上線下規模化悼念活動;
另一方面，對宗慶后的紀念和追思為何會演變為對鐘睒睒及農夫山泉等企業的負面輿情和“網絡暴力”?
鐘睒睒認為張一鳴是一個有足夠能力控制輿論的平臺企業家，然而，在上述兩種截然相反的輿情中，是否還有張一鳴無從控制的力量?
一些輿情管理專家認為，張一鳴能夠“控制”的僅限于其平臺企業的核心算法和流量分配，但他無法左右熱點輿情表象之下的本質力量。這股看不見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
如今，這股人心的力量已經與時俱進指向一個新的課題：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時代，人民需要怎樣的首富?
“中國首富”沉浮變遷的背后，其實有暗線
對“張一鳴算法”構成最大挑戰的力量是民心，是網絡民意自發地將宗慶后樹立為“模范首富”后，進而要求挖掘出更多富豪的“反面事跡”作為對比，這才是核心所在。
其中一些規律性的動因，可能是中國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宗慶后”“某慶后”從“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時代”中涌現出來。
否則，懷念一位受人尊重的前首富，還有什么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
在整理和分析過往二十余年中國首富榜單的變遷及其本人和企業面臨的各種困惑時，我們發現了幾個令人意外的情況：
一是首富最多的行業并非最牽引人心、占用資金最多的房地產業，但該行業產生的首富和富豪們，跟資源、能源、實體、金融、貿易行業一樣，出現了較多的負面輿情。
第二個令人意外的情況是：網絡民意在塑造宗慶后這樣的首富模范時，其立場和觀念并未明顯受到行業屬性的影響。
“民意”在“神化”宗慶后等企業家精神標桿的過程中，也在主動傳播，甚至“用腳投票”，支持自己所尊敬的企業家。
這些現象說明，中國老百姓并不仇富，他們崇尚勤勞致富，并支持那些白手起家、關心員工、尊重用戶、積極回饋社會，以及在技術變革、品牌與服務、行業創新與社會責任等方面為國家贏得榮譽和提升行業地位的企業家。
比如，宗慶后謝世后，終端用戶、供應商、合作伙伴等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發聲，整理和傳播關于宗慶后的各種感人事件，甚至有大量成年人“重溫”兒時喝過的娃哈哈全線產品。
同處快消品與零售行業，鐘睒睒卻在紀念宗慶后的熱潮中意外“躺槍”，作為襯托宗慶后的“反面人物”，被挖掘出諸多已被其數度回應的各種負面輿情，農夫山泉的銷售也因此大受影響。
在一些研究各國“思想教育”的專業人士看來，線上的網民，線下的老百姓，以各種形式樹立其心目中的先進人物或道德模范，實質上是對國家意識形態中“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和凝聚世道人心的宣傳教育模式簡陋而自發的“模仿”。
兩者的區別在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在宣傳先進人物和典型人物時，表現得更為理性、嚴謹、規范，不會把表彰和“懲罰”混為一談。
但網絡民意時而會呈現出其“情緒化”的一面：
比如，在華為等中國企業遭遇打壓的嚴峻時期，網絡民意積極傳播任正非和華為的正面形象，并在終端市場力挺華為產品。
與此同時，聯想等企業卻在公眾支持華為的輿情中意外受到波及，同樣被挖掘出種種“負面輿情”。
不過，另一些首富面臨的輿情變化主要是由于本人的言行和作為所引發的縱向變化，而不是來自其他富豪的橫向對比。
四次成為首富的馬云，曾被認為是一個神話般的存在，是中國人的驕傲和自豪，一些媒體評價他“像中國的沃倫·巴菲特”。
知名財經專家郎咸平認為：馬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CEO(首席執行官)，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個傳奇。
阿里巴巴上市當年，新華社更是稱贊其為“中國奇跡”。
此后多年里，馬云的形象都比較“高大上”，甚至被一些年輕人親切地稱為“馬爸爸”。
然而，自從螞蟻金服上市前的一次高調發言之后，監管部門和社會公眾開始關注螞蟻金服以驚人高杠桿撬動數千億銀行資本，以及大學生等年輕人因沉溺消費貸而引發的各種悲劇，其公眾形象逐步發生逆轉。
另一位首富張朝陽，其早期公眾形象毀譽參半。他曾有中國“互聯網教父”之稱，但同時也飽受指責，不少人批評他“不干實事”“咋呼”“張揚”“形象不好”，甚至被貼上“博而不精、華而不實”以及“投機者”等種種負面標簽。
然而，自2021年11月以來，隨著“張朝陽的物理課”等知識教育類課程在搜狐視頻首播，這位搜狐創始人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的學術背景和物理老師的形象贏得了網友的熱捧，同時他也收獲了“老板真才實學，比我的物理老師講得都好”等積極回應和正面評價。
和張朝陽的路線相反，李彥宏個人形象則是先正面，后負面。他所面臨的非議，主要集中在公眾對其搜索業務客觀性及價值觀方面的質疑上。
百度的創始人李彥宏曾在2011年，以94億美元身家成為福布斯中國內地首富。
李彥宏曾被視為一位非常“睿智”的創始人和決策者。他不僅有深厚的技術背景，而且對搜索、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和產業演變方向具有獨特的洞察力和布局能力。
然而，隨著谷歌退出中國市場，百度在搜索領域一家獨大后，其競價排名制度在房地產、醫療等領域的應用，以及曾經一度泛濫的醫療廣告，引發的爭議使李彥宏頗受詬病。
一些輿情管理專家還注意到，民意在塑造榜樣企業家過程中往往帶有“不講理”的一面。
比如，當年劉強東旅美期間涉嫌酒后性侵一位女性的事件爆發后，網絡上出現了一些女性網民為劉強東辯護的情況。她們認為劉強東“被套路”，甚至有人試圖以劉強東關心員工、回報社會等“義舉”來為其“開脫”。
“民心+時勢”能造英雄，“民心+時勢”也能毀英雄。
有些首富還在，但他在民意中已經聲名狼藉;有些首富已經離開，但他在民意中依然長青不朽。
民心，民意，這些松散的集體意識在凝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大眾認可和支持的榜樣人物過程中，也呈現出泥沙俱下，非理性或情緒化的特征。
盡管如此，這些鮮活的案例仍為首富們提供了突破產業變革、財富傳承、輿情管理等困局的路徑和方向。
在全球經濟和各國意識形態劇烈演化的當下，如何積極定位財富與傳承、效率和公平、企業家和公眾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一個有待于首富和企業家們持續思考的問題。
愿首富們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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