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穎 經緯中國創(chuàng)始合伙管理人
創(chuàng)業(yè)的想法源于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想真誠地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
先從我生命的第一天開始說起。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從來沒有在上海住過，所以我也不會說上海話。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來就跟母親去了山東泰安，她清華畢業(yè)后去了泰安制藥廠，我父親在新疆兵團做軍醫(yī)。
所以，我生命中的最初6年，他們是分居的。后來因為出身、分配的問題，我們全家搬到了安徽馬鞍山。在那里，父親做醫(yī)生、母親做老師，大概到我13歲的時候，我們移民到了美國。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一個“老外”，因為我從思維邏輯、寫東西的流暢性，再到閱讀，基本上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我中文最初比較差，這幾年在中國適應得還可以。
我在美國讀的初三、高中、大學，從大二開始做癌癥研究、在醫(yī)院實習，畢業(yè)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員。
因為我是理科出身又做了醫(yī)藥，所以我的思考邏輯也比較嚴謹。我的學科是生化跟數據分析的結合。那段時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試管，每天提煉細胞、抽血、提血、提煉DNA，做軟件幫助大數據分析。
我蠻喜歡這份工作的，但隨后我又開始想，是否應該向商業(yè)靠攏。這個想法源于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父親是美籍菲律賓華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類似雅虎的創(chuàng)始人楊致遠。
他創(chuàng)造了幾家公司，通過他，我能很早地接觸到創(chuàng)業(yè)的節(jié)奏和生活的方式，他后來自己也做過一段時間投資人。
美國的教育模式是奉行窮養(yǎng)，我朋友的父親雖然是億萬富翁，但我這位朋友自己也很窮，開個破車。我們做過一段時間室友，從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了很多。
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朋友的父親正好又到了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爆發(fā)階段，有自己的私人飛機。這些多多少少從創(chuàng)業(yè)與投資上，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刺激。
我的人生就是七三分的結果
我高中讀的是林肯高中，這是舊金山最爛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時都有打架的，所以我們學校經常有警車不停地巡邏。在這樣一個社會環(huán)境里，我們都要學會保護自己。
我不太會打架，只能多跟別人交朋友。我跟非裔美國人是好朋友，跟西班牙人是好朋友，跟越南人是好朋友，所以就沒有人動我，有時候考試我還會幫他們。
現在回過頭來想，之所以自己當時能融入到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靠的就是善意。善意是互通的，我對此感觸很深。你怎么對待別人，別人就怎么對待你。沒有無緣無故就要對另一個人施加惡意的人，有的話，也是鳳毛麟角。
每個人的一生大概都會有7-10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這些十字路口需要你努力地做出正確的選擇。即使你做錯了選擇，走了岔路，只要能快速發(fā)現，并能夠走回來，還是不錯的。
對于我而言，我的5-10個重大的十字路口，超過60%都是被動選擇的結果：我父母選擇去美國，不是我的決策;去西北大學是我的決策;后來我加入投資公司，他們硬逼著我回北京，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好，這也是一個被動的決策。
所以到今天，我自己覺得是七三分：百分之七十是狗屎運，百分之三十是我的主動選擇或者能力。
被“架著”回國
當我進入西北大學之后，這所大學所帶來的最大優(yōu)勢，就是有很多優(yōu)質的大公司會來校招。
因此，我也得以進到了投行——所羅門兄弟。這是一家當時非常有名的投資銀行，但最后被花旗收購了，所以這個品牌也不存在了。
我加入了他們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里做了兩年。那時正好是互聯(lián)網泡沫最高的時候，我又去到了荷蘭銀行，在荷蘭銀行待了一年。
當時我已有百萬年薪了，但我一個案子也沒有做。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當他們開始做投資的時候，基本是投資的最高點，他們在最高點進，卻在最應該投資的最低點解散了團隊。
因為被解散，所以我在一周的時間里，投了4000份簡歷。一樣的內容，有時候會改一些，按照他們的數據庫發(fā)給了投行和美國所有的風險投資公司。
最后找到一家叫美商中經合的公司，地址正是在我老東家荷蘭銀行的馬路對面，舊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我去中經合，那個時候我的恩師、也是啟蒙老師劉宇環(huán)就在辦公室。他跟我聊了一會兒，便給了我一份工作。
我在那邊工作了兩年多之后，因為北京的辦公室比較混亂，他們想派一個信任的投資經理回國，把“橋梁”弄得更好一點。就這樣，我被“架著”回國了。
逼我回去的那個人是中經合的CFO，后來她也成為經緯的CFO，如今看來她是我的恩人。
當時我并沒有那么強烈的愿望盡早回國，我也不是一個很有創(chuàng)業(yè)頭腦的人，離創(chuàng)業(yè)最近的，也不過是在高中賣過一些東西，賺了一點點錢。
我當時跟公司說，真要讓我回去，能不能把辦公室給我留一年，她答應了。結果我走了兩個禮拜，辦公室就給別人了。
現在看來那完全是狗屎運
就這樣，我在2003年7月回國了，同年12月我就投了分眾，現在看來那完全就是狗屎運。
這個案子的過程很簡單。當時，我看到一個電梯里的廣告，因為我知道國外已有這樣的模式。我就跟左凌燁(經緯中國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在完全沒有深度思考的情況下，碰到運氣投了它，沒想到最后分眾上市了。之后我們又投了3G門戶、愛康國賓，這為我們以后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所以我說那個時候完全是狗屎運，個人能力在其中可能只占一成。當然，這跟當時投資機構數量很少也有關。
就這樣，我們走到了2007年，當時我和邵亦波、徐傳陞、左凌燁、萬浩基一起做了經緯。
2008年，經緯正式創(chuàng)立，截至目前，我們大概管理超過155億元人民幣左右的資金，我們主要做早期投資。現在已經投資了超過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家左右，投資風格比較兇悍。
哪怕2014年10月，行業(yè)都認為會有一定的泡沫，那個時候我想提醒我們所投的公司早一點融資、早一點準備過冬、早一點把行業(yè)的競爭對手滅掉。但別人無法理解，覺得我搞陰謀論，要把價格壓下來，再借此投資。
這件事提醒了我，所以現在我說話也比較小心，我不想一個好的出發(fā)點，最后因為過度解讀的關系而變質。
我得罪過的，都是投資行業(yè)里不靠譜的同行，這點我非常清楚。我們最后的成功與否，跟任何同行都沒關系。我們是吃早期投資這口飯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不喜歡我、想圍剿我、想刁難我，都沒關系，我們會永遠靠自己。
我最焦慮的是什么
我有一個深深認可的理論：如果要把一個公司做好，你們可以讓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討論過程，你可以去聽取所有人的意見。但最后重大的決策必須要自己拍板，你要有勇氣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里做出這個重大決策，一個人做這個決策。說服不了的，就靠征服。
我一般跟創(chuàng)業(yè)團隊打交道，我只跟我認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個創(chuàng)始人聊。
有很多同行認為，有大量東西需要仔細地思考一下。但我認為，本質上最重要的只有創(chuàng)始人，一個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領的創(chuàng)始人，他能解決99%的問題，團隊他解決，公司的運作他解決，碰到危機他解決，所以沒有必要跟太多人聊。相反，如果跟太多團隊溝通反而會讓我做出比較被動和短視的決策，我就是這樣的風格。
公司的經營數據，未必需要當面聊很多，這點我的投資團隊會反饋數據給我。我更多關心的是產品戰(zhàn)略之外的東西，感性上對創(chuàng)始人的判斷往往是更重要的。
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經緯還是有非常大的競爭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這段時間競爭越來越殘酷，對我們挑戰(zhàn)很大。
我永遠是在自信跟自卑、焦慮之間切換。我現在最焦慮的是什么呢?我怕抓不住下一個百度、下一個騰訊、下一個阿里巴巴。
如果我們抓不到這一小撮偉大的公司，五年、十年之后，我們的基金有可能賺很多錢，但我會覺得非常窩囊，這是我現在唯一的目標與最大的焦慮。
人生不能連錯三個路口
我一直覺得我現在的一切都是七三分的概率，百分之七十是老天爺給我的恩惠，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確決策。
2003年投完分眾之后，許多投資機構都用非常好的條件挖我，各種各樣的原因我都沒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確地說我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許是等一個機會。
這樣下意識的主動決策，也是非常關鍵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錯一個或兩個路口，沒關系，你還可以回頭;但當你連續(xù)走錯三個路口，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主干道。
直到今天我都始終認為，正確的價值觀跟正確的待人處事極其重要。我經常跟同事說，如果你是一個非常不靠譜的基金，但是你賺了很多錢，投了很多優(yōu)秀的公司，中國的創(chuàng)業(yè)者對你無比容忍，你做壞人也沒關系。
但如果你是一個好人，你投資的業(yè)績又非常糟糕，你就死定了。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要有卓越的投資業(yè)績，同時也要做一個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這兩點，就天下無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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